茶藝師中華茶道(中國茶道茶藝師)
茶藝師中華茶道
茶藝師中華茶道
事實上中國茶道并沒有僅僅滿足于以茶修身養(yǎng)性的發(fā)明和儀式的規(guī)范，而是更加大膽地去探索茶飲對人類健康的真諦，創(chuàng)造性地將茶與中藥等多種天然原料有機地結合，使茶飲在醫(yī)療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強，并使之獲得了一個更大的發(fā)展空間，這就是中國茶道最具實際價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人們重視和喜愛的魅力所在。
據(jù)說改革開放之初，日本茶道家常在中國人面前飆勁：中國人發(fā)明了飲茶，但日本人發(fā)明了茶道!意思是日本人比中國人高出一籌。然而隨著中國文化對外開放度的提升，包括日本在內的諸多國際友人通過來華參觀實物與史料交流，終于心悅誠服地認識到中國才是茶道的發(fā)源地。據(jù)位于上海城隍廟汲古齋的中國古茶器博物館主人楊育新介紹，許多原以為日本茶道世界第一的日本游客參觀了他的博物館后都感慨地說：想不到我們茶道的根在中國;韓國游客說得更風趣：日本茶道是從韓國轉手出去的，茶道、盆景與活字印刷術等都是我們韓國最先從中國引進，稍加本土化整理后再傳到日本，要說我們是中國文化的兒子，那日本就是我們韓國文化的兒子!
其實，在日本學術界早就有這樣的共識：“茶道出自禪宗，為僧人所行。”(1)眾所周知，禪宗是佛教中國化的產物，中國禪宗傳到日本，同時也就傳去了茶葉與行茶的儀軌。日本禪宗始祖榮西從中國學習到了點茶、奉茶、接茶等系統(tǒng)方法，再經過日本茶祖珠光對中國禪宗茶道精神因素的參悟，終于“開了茶道心眼，以至于使日本茶道得以成立”。(2)應該說，茶與禪其源皆在中國，以茶喻禪是古代中國禪師的創(chuàng)舉!
那么，作為中華禪宗開基立業(yè)的搖籃與傳承圣地的皖山(天柱山)地區(qū)，與中華茶道的創(chuàng)立有何關系呢?筆者幾經勾沉稽考，欣喜發(fā)現(xiàn)：皖山地區(qū)竟然就是中華禪文化與茶文化并蒂俱興之鄉(xiāng)!
一、皖山茶禪諦德緣
在今日安慶一方，以天柱山為古岳正脈的皖山地區(qū)，歷史上禪緣久遠，世所崇隆。早在北魏末年，慧可大師于嵩山得達摩袈裟真?zhèn)?，成為中華禪宗二代傳人，為避法難，南遁避入舒州皖公山，隱居于其腹地司空山，于隋開皇之初授衣缽于僧璨，是為三祖;璨公正式駐錫皖公山麓山谷寺作《信心銘》，弘揚心性思想，并傳衣缽于道信，是為四祖;信師旋歸蘄州黃梅破額山傳法28年，付法與弘忍，忍創(chuàng)“東山法門”，是為五祖;五祖?zhèn)髁婊勰埽荛_頓悟宗風，繼而“一花開五葉”，遂使禪宗風靡天下。在此漫長的創(chuàng)立發(fā)展過程中，禪宗六代祖師中就有二、三、四祖以及后來“五家七宗”的許多大師均在皖山地區(qū)修習弘法，皖山于是便成為禪文化的'根基之山、發(fā)脈傳承之山!
中國茶史悠久，有“茶之為飲，發(fā)乎神農氏”之說(見陸羽《茶經》)。雖然有學者認為公元四世紀前文人雅士飲茶活動中就已有了茶道思想的萌芽，(3)但中國茶道的建立與成型還是發(fā)生在經濟文化高度發(fā)達的唐朝，當然不可否認這之前經過六朝與隋代的醞釀。以目前了解的關于“茶道”一詞的最早記載，則見于唐詩僧皎然的《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詩：“孰知茶道全而真，惟有丹丘得如此”。(4)茶的飲用所以在唐朝得以迅猛發(fā)展，主要源于佛教禪宗的流行。“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皎然詩，同上)說的就是茶禪結合之道。禪師坐禪修行，旨在靜慮悟道，而茶極益于禪修：其一能破睡提神;其二能幫助消化;其三能使人不思淫欲，是故謂“茶有三德”之說。筆者發(fā)現(xiàn)，隋唐以降，作為禪宗立宗發(fā)脈圣地的皖山地區(qū)禪茶逐漸蔚然成風，首開風氣之先的有駐錫皖山南麓山谷寺的三祖僧璨禪師，他在授衣付法于道信時，作偈示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茶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意思是說，再肥沃的土地，無人耕種也就沒收獲，禪修必須生活化，“作”“坐”并舉，除了打坐，還需勞作，以勞動解決吃飯生活問題。這就為日后馬祖與百丈立禪門清規(guī)、創(chuàng)農禪之舉、興寺門種茶之風作了鋪墊。三祖僧璨率先在皖山禪林把種茶、采茶、制茶、飲茶融入佛家活動;唐代天柱寺還專辟“茶林莊”，以為禪茶之用。歷代詩文對皖山禪茶之風都有記載與反映，如唐代獨創(chuàng)“天柱家風”的崇慧禪師因樂于汲泉煮茗而留下了“獨步千峰頂、優(yōu)游九曲泉”的詩句(5);宋·林逋題《山谷寺》詩云：“茶版手擎童子凈，錫杖肩倚老僧閑”(6);通判謝明《宿司空山無相寺》詩云：“行輿入暮駐禪門，……春荒新烹老衲蹊。”(7);清代康熙朝太湖知縣王庭《四面山》詩云：“乘興扣禪關，新茗烹初就”。(8)以上詩中所提到的天柱寺、山谷寺、司空山無相寺、四面山寺(即大中寺)都是唐宋以來皖地聞名遐邇的禪林古剎。史料證明，皖地的禪僧們是我國最早人工栽培茶樹的人群之一，他們以自植的佳茗款待香客友人并自飲之，平生于物原無取，消受山中一杯茶，遂使皖山茶禪之風大行其道。
二、舒州受益趙州茶
據(jù)典籍記載，有一次，一個僧人來到趙州和尚處，趙州問他：“曾到此否?”僧答：“不曾到。”趙州說：“吃茶去，請用茶!”又有一僧來，趙州同樣問道：“曾到此否?”僧答：“曾到。”趙州也說：“吃茶去!”立身一旁的監(jiān)院不免滿腹狐疑，來問趙州為何讓兩僧全都吃茶去。“院主”——趙州出乎意料地大喊。監(jiān)院驚訝之余，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吃茶去!”——趙州不容院主作想，緊接著說。
曾到、不曾到、監(jiān)院為什么都要吃茶去?這一唐代趙州和尚留下的公案，其真正意義是什么?
筆者以為，公案的主旨在于通過“吃茶”這一平常事，讓參禪者獲得一種精神自悟：自心是佛，外無一物，禪靜心境，不作絲毫分別和我執(zhí)妄想，一如茶之味，只是如實自然而已。禪心茶味，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公案充分體現(xiàn)了禪宗善于變革佛教規(guī)戒，簡約化生活化式的自我領悟精神。
令筆者感興趣的是：“趙州茶”為代表的這一和尚門風其實曾受到過舒州禪風的有益影響。
今日安徽省西南部的安慶一方，唐宋時代屬舒州地域，州治皖城，即今潛山縣城。其以古岳天柱為正脈的皖山禪寺林立，高僧輩出。山之東的桐城縣境內有山名投子，皆因三國時東吳軍師魯肅戰(zhàn)曹兵敗后投其子于山中為僧而得名。唐代舒州大同禪師便相中此山而結茅駐錫之，同師為本州懷寧(今潛山、懷寧二縣在唐代為一縣，縣治在今潛山縣城)人，俗姓劉，幼歲出家，后謁翠微山法席，證得南禪宗頓悟之旨，旋歸故土舒州，隱于投子山庵院。一日，趙州從諗和尚至桐城，同亦出山，途中二人相遇未識，趙州潛問俗士，才知所遇者是投子大師。于是回身趕上前問道：“莫是投子山主么?”大同師未直接作答，而是說“茶鹽錢布施我”;趙州先到庵中坐，大同師后攜一瓶油歸。趙州說：“很久就向往投子大師，等到來時，卻只見個賣油翁”，大同師說：“你只認識賣油翁，卻不識投子。”趙州問：“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瓶說：“油、油!”
從這段史料可看出，趙州和尚對舒州投子大同禪師是向往已久的，投子師對趙州開示不是“茶鹽”，就是“油油”，顯然體現(xiàn)了沒有造作的南禪宗風;何謂禪心?恰如茶鹽油一樣平常，以平常心，行本分事，揚眉瞬目，無非是道!無怪乎投子師還切切囑咐趙州“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暗示要以不生一物的本來面目，來觀照日常生活的瞬息變化，堅持平等不二，不二信心，不浮不躁，不卑不亢，無凡無圣，無執(zhí)無著，心無羈絆，自然就徹明如萬里晴空。趙州對大同師心悅誠服，贊嘆道：“自爾同道聞天下，云水之侶竟奔湊!”有史料表明，此后當自己門僧有惑時，趙州即向其薦舉投子為師：一次，他以炭火為喻說禪，門僧不解，趙州便說：“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禪，問之，必為汝說。”
皖山投子大同師以平常之事說明自性平常，這與馬祖道一的“平常心是道”的思想是相通的。作為南岳系禪師的趙州和尚還善于與青原系禪師交往，特地跑到舒州皖山來請教大同禪師，果然從“往來激發(fā)請益者常盈于室”(12)投子山主處得到進一步的有益影響。“原來佛法元多子，吃飯吃茶又著衣”(13)。趙州和尚正是融“平常心”之道于茶事中，才使得“趙州茶”名滿天下。茶道的最高境界便是和禪的境界融為一體，智者悟禪，清茶一杯;迷者問禪，佛經萬卷。由此，趙州茶與德山棒、臨濟喝、云門餅一起被奉為禪宗著名的四大門風，以此方便學人開闊心胸，達觀世事，影響久遠。
三、碧巖茶道源皖禪
眾所周知，唐宋時期是我國茶業(yè)經濟與茶文化發(fā)展史上一個尤為重要的階段。如果說中國茶道建立成型于唐，那么宋代便是大大擴充茶道影響層面與文化內涵的鼎盛時期，特別是修行類的禪茶道在宋明移植到韓國、日本等國，成為日韓茶道的源頭。盡管在唐代有皎然和尚提出“三飲便得道”、趙州喚僧徒三次“吃茶去”，其旨亦在以茶喻道，借茶行道，使品茶與參禪相融相系，但真正直接地、明確地提出“茶禪一味、梵我一如”思想，并從理念上發(fā)揚光大者，則是兩宋時期的圓悟克勤禪師。
圓悟克勤(公元1063-1135年)乃宋代高僧，四川彭縣人，俗姓駱。幼年出家，后至法演大師處修行，蒙其印證，嗣其法，成為一代宗師。宋徽宗政和年間，受澧州刺史之邀，入往夾山靈泉禪院，在此期間，他應參學門人之請，評唱五代重顯禪師雪竇的《頌古百則》，門人記錄匯編成《碧巖錄》十卷，遂使該書成為中國禪門臨濟宗的主要典籍，得“宗門第一書”之譽。圓悟克勤在夾山潛心研習禪與茶的關系，以禪宗的觀念和思辨來品味茶的奧妙，大得證悟，揮筆寫下了“茶禪一味”四個字，故而有“茶禪一味夾山寺，茶道源頭《碧巖錄》”之說。
在禪宗思想史上，圓悟克勤是一個有繼承又有改變的重要人物。筆者發(fā)現(xiàn)，在其厚積薄發(fā)的修學過程中，曾受到皖山禪風的重要熏陶與教益，對其影響較大的就是楊歧派傳人法演大師。
史載圓悟克勤早在兒時即出家，但轉向禪宗修習則是在一次重病痊愈之后，并由此而出蜀東行求師。遍參諸多尊宿大師后，通過親身體會比較，發(fā)現(xiàn)自己所參，除法演大師外，都無勘驗，于是二次返回至演師處，正式歸于法演門下。
時法演師正在舒州境內弘傳揚歧宗風，上承臨濟正脈，發(fā)揚其師———舒州白云守端的“但愿春風齊著力，一齊吹入我門來”的精神，將禪宗各家乃至佛教各家加以融會，以圖中興臨濟法道。因演師最終弘化去了湖北黃梅的五祖山，故典籍中往往稱其為“五祖法演”，使得演師在舒州皖地的重要經歷與貢獻少為人知。
其實，演公在舒州弘法時間最長，如其自述：“初參遷和尚得其毛，次于四海參見尊宿，得其皮，后到舒州浮山(今安慶樅陽)圓鑒老處，得其骨，再到白云(時屬舒州，今安慶市太湖縣)端和尚處，得其髓，方敢承受與人為師”(見《古尊宿語錄·黃梅東山(法)演和尚語錄》)。此后便依次在舒州四面山(今屬安慶太湖縣)、太平山(當時屬舒州州治皖城城郊,今屬安慶潛山縣)、白云山(今屬安慶太湖縣)相繼弘法授徒，培養(yǎng)出一大批“振世卓然之豪杰”，遂使楊歧派勢力與影響遠遠超過黃龍派，成為禪宗主流力量，直到八十歲時才受請往蘄州東山，即湖北黃梅五祖山，演公曾自述云“在舒郡二十七年，三處住院”，“淮甸三十載，今作老黃梅”(14)其實演公后到五祖山任住持沒幾年即圓寂，因禪宗五祖弘忍開創(chuàng)東山法門影響廣大，人們便傳演公為其后身，如此便導致：知五祖法演者多，知舒州白云海會(寺)法演和尚與舒州太平(寺)法演和尚者少。特別應予勘誤的是，演公并非至五祖山才收受培養(yǎng)包括圓悟克勤在內的“佛門三杰”，只要仔細檢視閱對相關典籍，即可發(fā)現(xiàn)，克勤佛果同慧勤佛鑒、清遠佛眼一起，早在舒州地就依皈演公為師，《燈錄》與《語錄》中分別有關于他們“造舒州太平演禪師法席”，“太平(演師)將遷海會”(舒州白云山海會寺)，清遠又與圓悟克勤追隨至海會，最后三人又追隨演公赴五祖山的記載。(15)“三佛”出師后，除圓悟克勤佛果外，慧勤佛鑒與清遠佛眼仍分別住持舒州太平、龍門等寺而“法道大播”，“道望尤振”。
包括圓悟克勤佛果在內的“佛門三杰”在舒州皖山地區(qū)受演師影響是前所未有的。有“天下第一等宗師”盛譽的法演開示方法十分靈活，“隨機答問因事舉物，不假尖新，自然奇特”(朱元襯語———轉引《五祖寺志》)，每日起來、拄臨濟捧，吹云門曲，應趙州拍，提仰山鍬，驅溈山牛，耕白云田，曾自問自答：“還有實頭處也無?”自云“有!”“如何是實頭處?”“歸堂吃茶去。”傳給弟子最精粹的示語有“會盡諸方五味禪，何似山僧吃茶去。”(16)這里的“吃茶去”雖非演公首創(chuàng)，當系趙州和尚宗風，但因演公反對“向外執(zhí)求”、在尋常景物及平凡生活會得妙處的思想是相通的，故也成為具有開放包容心態(tài)的法演禪的重要話題，并且更加富有皖山禪的哲理特色。茶是本分事，用平常心去吃;禪也本分事，用平常心去修，禪中有茶味，茶中有禪道，故圓悟克勤佛果大師寫下“茶禪一味”四字箴言，概括出茶禪文化的這一最高準則，并且通過對《頌古百則》的評唱，從理念上對此真締進行了較全面的具體闡發(fā)，形成了特有的碧巖禪風與茶道，如“誰家無明月清風”、“不風流處也風流”、“腳跟下放大光明”等思想精義無不與演公禪“在尋常景物及平凡生活會得妙處”的思想相貫通，應該說圓悟克勤大師就是皖山禪熏陶與教益出來的茶禪大師、茶道祖師之一，碧巖禪茶道與皖山禪茶家風乃至東山禪風都是一脈相承且不斷發(fā)展的，沒有皖山禪風茶韻的滋養(yǎng)，就不會有碧巖茶禪一味的證果。
中國茶道茶藝師
中國茶道茶藝師
中國茶道的具體表現(xiàn)形式有兩種： 煎茶。 把茶末投入壺中和水一塊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藝術品嘗形式。
茶道—是一種以茶為媒的生活禮儀，也被認為是修身養(yǎng)性的一種方式，它通過沏茶、賞茶、飲茶，增進友誼，美心修德、學習禮法，是很有益的一種和美儀式。茶道最早起源于中國。中國人至少在唐或唐以前，就在世界上首先將茶飲作為一種修身養(yǎng)性之道，唐朝《封氏聞見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茶道大行，王公朝士無不飲者。”這是現(xiàn)存文獻中對茶道的最早記載。在唐朝寺院僧眾念經坐禪，皆以茶為飲，清心養(yǎng)神。當時社會上茶宴已很流行，賓主在以茶代酒、文明高雅的社交活動中，品茗賞景，各抒胸襟。唐呂溫在《三月三茶宴序》中對茶宴的優(yōu)雅氣氛和品茶的美妙韻味，作了非常生動的描繪。在唐宋年間人們對飲茶的環(huán)境、禮節(jié)、操作方式等飲茶儀程都已很講究，有了一些約定俗稱的規(guī)矩和儀式，茶宴已有宮庭茶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對茶飲在修身養(yǎng)性中的作用也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宋徽宗趙佶是一個茶飲的愛好者，他認為茶的芬芳品味，能使人閑和寧靜、趣味無窮：“至若茶之為物，擅甌閩之秀氣，鐘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知矣。中澹閑潔，韻高致靜......”
南宋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日本僧人榮西首次將茶種從中國帶回日本，從此日本才開始遍種茶葉。在南宋末期(公元1259年)日本南浦昭明禪師來到我國浙江省余杭縣的`經山寺求學取經，學習了該寺院的茶宴儀程，首次將中國的茶道引進日本，成為中國茶道在日本的最早傳播者。日本《類聚名物考》對此有明確記載：“茶道之起，在正元中筑前崇福寺開山南浦昭明由宋傳入。”日本《本朝高僧傳》也有：“南浦昭明由宋歸國，把茶臺子、茶道具一式帶到崇福寺”的記述。直到日本豐臣秀吉時代(公元1536～1598年，相當于我國明朝中后期)千利休成為日本茶道高僧后，才高高舉起了“茶道”這面旗幟，并總結出茶道四規(guī)：“和、敬、清、寂”，顯然這個基本理論是受到了中國茶道精髓的影響而形成的，其主要的儀程框架規(guī)范仍源于中國。
中國的茶道早于日本數(shù)百年甚至上千年，但遺憾的是中國雖然最早提出了“茶道”的概念，也在該領域中不斷實踐探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卻沒有能夠旗幟鮮明地以“茶道”的名義來發(fā)展這項事業(yè)，也沒有規(guī)范出具有傳統(tǒng)意義的茶道禮儀，以至于使不少人誤以為茶道來源于他邦。中國的茶道可以說是重精神而輕形式。有學者認為必要的儀式對“茶道”的旗幟來說是較為重要的，沒有儀式光自稱有“茶道”，雖然也不能說不可以，搞得有茶就可以稱道，那似乎就泛化了，最終也“道可道，非常道”了。
泡茶本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簡單得來只要兩個動作就可以了：放茶葉、倒水。但是在茶道中，那一套儀式又過于復雜或是過于講究了，一般的老百姓肯定不會把日常的這件小事搞得如此復雜。
事實上中國茶道并沒有僅僅滿足于以茶修身養(yǎng)性的發(fā)明和儀式的規(guī)范，而是更加大膽地去探索茶飲對人類健康的真諦，創(chuàng)造性地將茶與中藥等多種天然原料有機地結合，使茶飲在醫(yī)療保健中的作用得以大大地增強，并使之獲得了一個更大的發(fā)展空間，這就是中國茶道最具實際價值的方面，也是千百年來一直受到人們重視和喜愛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