簪花(四相簪花的典故簡介)

1.四相簪花的典故簡介

北宋慶歷五年（1045年），韓琦任揚州太守時，官署后花園中有一種叫“金帶圍”的芍藥一枝四岔，每盆都開了一朵花，而且花瓣上下呈紅色，一圈金黃蕊圍在中間，因此被稱為金纏腰，又叫金帶圍。

此花不僅花色美麗、奇特，而且傳說此花一開，城中就要出宰相。當時，同在大理寺供職的王珪、王安石兩個人正好在揚州，韓琦便邀他們一同觀賞。

因為花開四朵，所以韓琦便又邀請州黔轄諸司使前來，但他正好身體不適，就臨時請路過揚州也在大理寺供職的陳升之參加。飲酒賞花之際，韓琦剪下這四朵金纏腰，在每人頭上插了一朵。

說來也奇，此后的三十年中，參加賞花的四個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這就是有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

曾做過揚州司理參軍的北宋科學家沈括，將這個故事記載在他的《夢溪筆談·補筆談》中，后來，“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還曾以主題繪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圖》條軸和一幅《金帶圍圖》扇面，可見這故事的影響之久遠。 。

2.簪花的出處

1.謂插花于冠。

唐朝已有男子簪花的現(xiàn)象，到了宋朝更日益普遍，《宋史·禮志十五》：“禮畢，從駕官、應奉官、禁衛(wèi)等并簪花從駕還內。” 宋廷專門規(guī)定，皇帝賜花百官，以羅花最貴，宰執(zhí)以上官方可得之；欒枝次之，賜以卿監(jiān)以上官；絹花賜以將校以下官。

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欒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據(jù)《夢粱錄》記載，皇帝祝壽御筵畢， 賜宰臣、百官及衛(wèi)士、殿侍伶人等花，各依品位簪花。

后羅花亦賜百官?！端问贰ぽ浄濉罚骸爸信d，郊祀、明堂禮畢回鑾，臣僚及扈從并簪花，恭謝日亦如之。

大羅花以紅、黃、銀紅三色，欒枝以雜色羅，大絹花以紅、銀紅二色。羅花以賜百官，欒枝，卿監(jiān)以上有之；絹花以賜將校以下。

太上兩宮上壽畢，及圣節(jié)、及錫宴、及賜新進士聞喜宴，并如之。”清 陳康祺 《郎潛紀聞》卷三：“新進士釋褐於國子監(jiān)，祭酒、司業(yè)皆坐彝倫堂，行拜謁簪花禮?！?/p>

2.猶戴花。 清 趙翼 《陔馀叢考·簪花》：“今俗惟婦女簪花，古人則無有不簪花者?！?/p>

李漁說： “富貴之家，如得麗人，則當遍訪名花，植于閫內，使之旦夕相親，珠圍翠繞之榮不足道也。晨起簪花，聽其自擇，喜紅則紅，愛紫則紫，隨心插戴?！?/p>

《齊東野語》記載：“[名妓]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紅衣?！惫糯信甲髋d在新春時簪花。

明人《北京歲華記》記當時都人元旦簪花云：小兒女剪烏金紙作蝴蝶戴之，名曰鬧嚷嚷。節(jié)日間、新婚時，婦女簪花，有絨花、珠花、絹花種種，簪于纂上、鬢角上，偶爾亦有滿頭簪花的。

少女則于端午節(jié)時簪艾、簪石榴花。1972 年在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絹花，雖歷千年，色彩仍然保持鮮艷。

據(jù)明《五三騁輯錄》記載： 晉人以剪花為業(yè)，染絹為英莖，捻蹄為綾耦，剪梅若生之事。3.古代書體的一種。

明 王彥泓 《有女郎手寫余詩數(shù)十首筆跡柔媚紙光潔滑玩而味之》詩之二：“ 江令詩才猶剩錦， 衛(wèi)娘書格是簪花?！?清 錢謙益 《觀美人手跡戲題絕句》之四：“芳樹風情在，簪花體格新。”

清 朱彝尊詞《風入松》：“簪花小字篋中看，別思回環(huán)?！?。

3.宋代男子愛簪花是為什么

眾所周知，名著《水滸傳》說的是北宋年間梁山108位好漢的故事。

但有意思的是，這些鐵骨錚錚的漢子中，好幾個人竟都喜歡在頭上戴花—— 比如短命二郎阮小五戴過石榴花；病關索楊雄戴過芙蓉花；浪子燕青戴過四季花。尤其是梁山座次排第95把交椅的劊子手蔡慶，愛戴花更是愛到了癡迷的程度，不分時候花不離頭，人送綽號“一枝花”。

大家可不要以為，因為他們是流氓土匪，所以口味不走尋常路，其實，這也是當時席卷朝野的時尚——男子愛簪花。宋朝男子簪花之風盛行 說到這些宋朝男人戴花的習慣，既跟性情風流與否無關，也跟出身貧富與否無關，而是當時一種普遍的社會風氣。

據(jù)《宋史·輿服志》記載，彼時簪花已是一種宮廷禮制。南宋詩人楊萬里曾在《德壽宮慶壽口號》一詩中寫道：春色何須羯鼓催，君主元日領春回。

牡丹芍藥薔薇朵，都向千官帽上開。這里不僅描述了宮中正月十五佳節(jié)歡慶的喜樂場面，還有當時人人頭上簪花的盛景。

遠遠望去，一片姹紫嫣紅、暗香浮動。北宋文學家蘇軾，曾任杭州通判。

在牡丹盛放的時節(jié)，他去吉祥寺賞花，并賦詩一首——《吉祥寺賞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上鉤。

此詩前兩句生動刻畫出蘇軾曠達不羈、灑脫樂觀的形象。即使他垂垂老矣，也傾慕花之嬌姿艷質，于是有了簪花上頭的勇氣。

由此種種可見，在宋朝時，男士簪花已不算另類奇怪的妝扮。其受眾之廣，從朝廷官員到平民百姓，已儼然成為一種社會風俗。

走入國宴且象征皇權 除了平日里被各階級人士喜愛，宋代男子簪花更是上升為“國宴”的一大特色之一——即宮廷宴會的固定禮儀?！端问贰ざY志》就說到，凡是國家大型慶祝和宴會活動中，都會出現(xiàn)簪花的喜慶身影。

這些大宴，足足囊括了春秋大宴、圣節(jié)大宴、聞喜宴、錫宴、曲宴、飲福宴等。不過，男子簪花這一社會風潮可不是從北宋才刮起來的。

在更早的唐朝，簪花習俗就已出現(xiàn)，只不過是到了宋朝才真正日益普遍起來。但是，早期在宋太祖、宋太宗兩朝時，也還未見到宴會簪花的記載。

直到宋真宗時期，簪花之禮才在宮廷宴會中正式盛行。而到了宋徽宗時，則真正將“男子簪花”推崇到了極致。

每次他出游歸來，都是嬌俏感十足的“御裹小帽，簪花，乘馬”。對那些隨行伴駕的臣僚、儀衛(wèi)，宋徽宗也都賜花簪戴。

同時，徽宗不僅崇尚戴花，還制定規(guī)則。比如，他明令：有宮花錦襖者，才能自由出入大內。

所以，一朵小小的簪花，不只是宮禁內的“通行證”，甚至成為上層社會身份的標識、等級的象征。正所謂“上之所好，民必甚焉”。

所以說，宋朝百姓之所以對簪花趨之若鶩，與皇帝喜歡和倡導密不可分。發(fā)展到后來，作為一種朝廷禮儀，皇帝每次詔近臣賞花，也都會將他喜愛的花卉摘下，并賜予身邊的親王大臣，讓他們戴在頭上，以此象征皇權的恩寵與榮耀。

官運亨通的代言者 當然，除了政治寓意，簪花也被文人墨客賦予了有趣的文化含義。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就曾記錄過一個“四相簪花”的典故。

北宋時期，揚州太守韓琦官署的后花園里，種植了一種叫作“金帶圍”的芍藥?；ò晟舷鲁始t色，中間長出一圈金黃蕊，一枝四杈同時開了四朵花，很是艷麗。

韓琦十分高興，請來當時正在揚州駐留的大理寺官員王珪、王安石和陳升之三人，共同觀賞這一奇景。當飲酒賞花之際，韓琦便剪下這四朵花，在每人頭上插了一朵。

沒想到此后的三十年中，這次參加賞花的四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正是應了“四花之瑞”的吉祥。從此，芍藥就被譽為“花瑞”，取意幸遇“金帶圍”并簪戴之人，就會官運亨通。

雖是典故傳說，這里卻寄予著人們借簪花之美追求榮華富貴的愿望。逐漸地，簪花被視為仕途升遷的重要標志，官員們將其看作一種至高無上的殊榮與祥瑞。

而每到花開時節(jié)，民間百姓們外出賞花，也會將時令鮮花插于頭上風雅一番。這在當時，簡直成為京城中的一大盛景。

當然，也有不喜歡簪花的人。比如，砸過大缸的司馬光。

他熱衷于平實樸素的風格，認為簪花乃屬奢靡之風，且與男子英勇氣概不符，因此很是反感簪花之禮。據(jù)說，仁宗年間，司馬光高中進士，出席朝廷的聞喜宴。

皇上賜給每人一枝花，別人都覺得無上榮光，趕緊戴在頭上并謝主隆恩。只有司馬光很是不情愿，直到旁人提醒才勉強戴上，實在是時尚風潮里的特立獨行者。

但是，簪花不是你想拒就能拒的。針對不習慣戴花的官員，宋朝也采取了嚴厲的應對措施。

倘若有官員不把所賜之花戴在頭上，就會受到御史彈劾。如此一來，簪花成為一種明文規(guī)定的禮儀制度，更是加速促成其被社會各階層廣泛接受。

縱觀歷史，每個朝代都有自己獨特的印記與風采，每個歷史時期都有自己的審美觀點與人文觀念。而宋朝簪花之風盛行，除了展示風雅之外，又多了幾分全民參與的文藝色彩。

這個以文藝著稱的時代，人們對于美的追求，不分貧富，不分階級，不分男女，如同一種本能的向往，骨子里的摯愛情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地?？梢哉f，從宮廷禮制到民間娛樂，“男子簪花”不僅體現(xiàn)了北宋開明、包容的社會環(huán)境，也折射出了審美歸宿、精神認同與普世態(tài)度。

4.四相簪花的文化承繼

“四相簪花”的佳話后來還被文學名家所提及。

胡道靜先生《新校正夢溪筆談》說，這一件事在宋人陳師道《后山叢談》、闕名《墨客揮犀》、蘇象先《丞相魏公譚訓》等著作中均有記載。宋陳師道《后山叢談》卷一載文頗為詳細。

《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二三引《東皋雜錄》，稱此花為“腰金紫”，宋蘇象先《丞相魏公談訓》卷十稱此花為“重臺紫花金束腰”，宋闕名《墨客揮犀》卷一稱此花為“金腰帶”；宋蔡儵《鐵圍山叢談》卷六同，只是說過客是呂公著，并且說這個故事是聽呂公著本人講的：“維揚芍藥甲天下，其間一花若紫袍而中有黃緣者，名‘金腰帶’。金腰帶不偶得之。

維揚傳一開則為世瑞，且簪是花者位必至宰相，蓋數(shù)數(shù)驗。昔韓魏公異之，乃宴平生所期望者三人，與共賞焉，時王丞相禹玉為監(jiān)郡，王丞相介甫同一人俱在幕下，乃將宴，而一客以病方謝不敏。

及旦日，呂司空晦叔為過客來，魏公尤喜，因留呂司空。合四人者，咸簪金腰帶。

其后，四人果皆輔相矣，或謂過客乃陳丞相秀公，然吾舊聞此，又得是說于呂司空，疑非陳丞相也。”這一佳話還有見之于南宋周輝《清波雜志·卷三》；明代楊臣錚、蕭良友著的中國古代非常有名的啟蒙讀物《龍文鞭影》中有“韓琦芍藥，李固芙蓉”條，更使“四相簪花”家喻戶曉；清人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卷八·虞美人現(xiàn)瑞兆》附錄《金帶圍》。

在元末的1360年，江南昆山顧瑛家的春暉樓前，盛開的芍藥中就出現(xiàn)過一枝“金帶圍”。顧瑛集其友七人，置酒于樓上，插“金帶圍”于瓶中，簪花賦詩，仿佛三百年前韓魏公故事重演。

參與宴集的岳榆曾有詩及序述其始末。清初有兩個揚州人，有感于韓魏公宴客插花，一個是在福建做過布政使的汪楫在《擬韓魏公宴客插花歌》寫道：“花須歷亂沾須眉”；另一個是王士禎的徒弟宗元鼎在《贈別王阮亭司李》中寫道：“芍藥昔簪才子鬢” ，他還寫過《擬韓魏公揚州芍藥圃宴客歌》。

王氏家族昔有一副著名對聯(lián)：“碧紗籠護詩人草；金帶圍開宰相花”。上聯(lián)典出唐代王播，顯達為相后，寺僧以碧紗籠護其孤貧寄食時題于寺壁之舊作。

下聯(lián)記載了“四相簪花”的故事。乾隆下江南時將“四相簪花宴”帶入京城，成為滿漢全席的重要系列。

當代武俠大家金庸著的《鹿鼎記》中揚州布政司慕天顏以《四相簪花宴》的故事，奉承韋小寶是“有勇有謀的英雄好漢”，可見“四相簪花”佳話流傳之廣。不但文人騷客時常提起“四相簪花”的佳話，而且藝術家也時常將“四相簪花”作為題材。

最著名的當屬“揚州八怪”之一黃慎曾作過《金帶圍圖》扇面，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那是雍正二年（1724年），黃慎于“納涼時節(jié)到揚州”。

揚州，這座“四方豪商大賈，鱗集麇至” 商業(yè)繁盛的城市，文人薈萃，畫家如林。黃慎與許多揚州名畫家交往密切。

黃慎在揚州作的第一幅畫就是《金帶圍圖》扇面。黃慎一到揚州就畫這樣一幅畫，不為無因，無疑是結好揚州人的一份見面禮。

后來他還畫過一幅《韓魏公簪金帶圍圖》（真跡現(xiàn)存揚州博物館）。福建寧化人許舟于乾隆丙寅（1746年）作《世代簪花圖》。

上海寶山（今屬上海）人錢慧安作《簪花圖》（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圖中聳立兩株青松，虬枝盤折，古藤披垂，氣勢非凡。

松下湖石峻峭，芍藥盛開。此圖似是取意韓魏公邀客品賞芍藥名品—金帶之軼事。

據(jù)說“此花開者，城中必出宰相”，后果如此言，品賞此花的人，后皆入相。此畫用筆工整，以錢線描寫衣紋，人物神態(tài)各異，均有生意。

色彩古雅，韻味高遠。清代蘇繡名家趙慧君所繡《金帶圍圖》，縱高72厘米、橫寬30厘米，由上海博物館收藏。

題材是折枝芍藥，花枝約占整幅面積五分之一左右，余為題字、印章。繡面有畫家、名人程庭鷺、吳大澄、張愿令等三十五人邊款題跋。

清末的通俗瓷畫師、安徽新安郡人俞子明曾制一筆筒《四相簪花》。如此眾多的藝術家鐘情于“四相簪花”佳話也是迎合普通民眾追求榮華富貴的心理。

事實上，“四相簪花”這樣的“賞花會”本身所呈現(xiàn)的正是宋代當時上層社會社交方式的一個側面，士大夫藉由類似定期或不定期的聚會聯(lián)系彼此的情感，并且建立自己在上層社會中的聲望，這種相當獨特的文化風氣，在宋代是很流行的，朋友之間舉行便宴時簪花已成為社會的一種習俗；并且這些場合也是他們取得各方面訊息的重要來源。此外，當時士大夫對于“祥瑞”的附會也反映出知識分子對于攖紫奪朱的期盼意識。

“四相簪花”的傳說讓芍藥沾滿了吉祥富貴之氣，而“金帶圍”影影綽綽的蹤跡，又使芍藥后來又罩上層層神秘色彩。雖說后世也屢有記述，但不是輾轉抄錄，就是語焉不詳，常常令人失望。

“金帶圍”就如同云中的龍，霧里的鳳，忽隱忽現(xiàn)，時有時無，多少年來，一直是揚州地方文化史上的難解之謎?！八南圄⒒ā背蔀榱鱾骶眠h的故事，全仗一個“巧”字。

揚州州衙后園中芍藥一干四朵，如果是三朵、五朵，故事就沒有這么奇了；喝酒的四個人日后均為相，“金帶圍”便成為揚州人心目中的靈物、吉祥物。如果其中一個兩個官做得小一點，也就不成為故事。

巧還巧在花上有一道黃蕊，象征日后大紅大紫，沒有那道黃蕊，故事也。

5.宋朝的男人為什么也喜歡頭上戴花水滸 來自新浪歷史

彼時簪花，儼然成為上層社會身份的標識和等級的象征了，接受皇帝或權貴賞賜的花，則更是一種身份與殊榮。社會各個階層呢，為了得人心，取政績，獲利益，拉關系，相互贈花是一種必要的公關手段。身份越尊貴，賜予的鮮花也越珍貴?！按四斯偌宜n，不可棄之”，就像珠寶碧玉一樣珍藏著。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愛花簪花到了極致，逐漸成為當時的社會風氣，潮流時尚。

君王推崇的簪花到了至高的地位，上升為非常重要的禮儀制度?！端问贰ざY》記載：“前二刻，御史臺、東上閣門催班，群官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再拜”，皇帝召集朝會，戴花更是百官必須履行的程序。每逢婚慶，節(jié)日，壽辰、祭祀等大型活動時，每人頭上插戴著各種各樣的花，場面及其隆重。據(jù)《宋史·輿服志》記載“簪戴”：“幞頭簪花謂之簪戴。中興郊祀明堂禮畢回鑾，臣僚及扈從并簪花。恭謝日亦如之”。

沈括的《夢溪筆談·補筆談》還記錄了一個有趣的簪花典故。北宋時期，韓琦任揚州太守，他家的后花園種植了一株芍藥，盛開時花瓣呈紅色，一圈金黃蕊圍在中間，俗稱“金纏腰”，也叫“金帶圍”。一次，王珪、王安石兩個人來到揚州，韓琦便邀他們一同觀賞此花。當時韓琦還邀請了另外一位官員前來，正巧這位官員身體不適，就臨時邀了路過此地的陳升之參加。幾個好友品酒賞花，當時正好花開四朵，應了四花之瑞的吉祥，“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為盛集。后三十年間，四人皆為宰相。”這就是有名的“四相簪花”的故事，金帶圍也由此成為吉瑞之花，傳說此花一開，主人就會官運亨通。后來這一段佳話被許多文學名家所提及，藝術家也時常把“四相簪花”作為創(chuàng)作題材，“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就曾以主題繪制了一幅《四相簪花圖》條軸和一幅《金帶圍圖》扇面。在這個故事里，“金帶圍”只是噱頭，是精神寄托而已，背后的根源是人們追求榮華富貴，奢侈生活的美好愿望，其中，還有官本位的封建執(zhí)念控制著人們的思想。

6.敷粉簪花是哪個朝代的事

漢朝 漢朝時，就有男子敷粉的記載。

《漢書·廣川王劉越傳》載：“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旁。”《后漢書》中還記載了一位叫李同的人，以胡粉飾貌，搔酋弄姿。

除了敷粉，漢代還流行帽子上插鮮艷的羽毛，脖子上敷白粉，被稱為羽林郎?！稘h書·佞幸傳》中載：“孝惠時，郎侍中皆冠、貝帶、傅脂粉。”

那時的公務員好像沒有一個不化妝的。魏晉南北朝魏晉時期，文人名士就對外貌有了一種極高的追求，出門必“化妝”，嚴格要求自己。

當時，男人之間有口皆碑的護膚品當屬口脂和面脂，功效就類似于現(xiàn)代的面霜和潤唇膏。 熏衣剃面：熏衣剃面在南北朝時也甚為流行。

《顏氏家訓·勉學》中載：“梁朝全盛之時，貴族子弟，多無學術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笨梢?，梁朝的男子在妝飾上更上一層樓，不僅敷粉，還要施朱（胭脂），且刮掉胡子，熏香衣褲。

唐朝唐朝，化妝品的制作工藝日益成熟，男子中更加盛行涂抹面脂類護膚化妝品。每逢臘日，皇帝就會給官吏們尤其是戍邊將官送面脂和口脂，容器用玉和銀做成，“臘日賜宴及賜口脂面藥，以翠管銀罌盛之”，以此慰勞他們。

可見面脂和口脂在當時已是非常大眾之物了。唐高宗每次都會把中尚署上貢的口脂、面脂等，挑一些賜給他非常器重的“北門學士”。

這些學士經(jīng)常和皇帝一起批閱朝廷奏章，決定朝廷大事?？磥?，這些護膚品對當時的達官顯貴來說，還是相當適用的。

宋朝宋朝在脂粉類護膚品上雖沒有多大創(chuàng)新，但“簪花”這一飾品在男子中卻頗為盛行。男子簪花在南北朝時期的梁國就出現(xiàn)過，頭戴簪花這一習俗在宋朝也成為上流社會的象征。

科舉后，頭頂烏紗并插鮮花，謂之“探花郎”。明朝進入明朝，依然無法阻擋當時男子們對美的追求。

明代男子也很“臭美”，他們十分重視自己的形象儀表，“三天一沐發(fā)，五天一沐浴”，保持頭發(fā)的黝黑油亮，與潔面修須一樣被重視。 明代萬歷年間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就是出了名的愛化妝，尤其愛用護膚品。

《萬歷野獲編》里的“士大夫華整”記錄，張居正府上“膏澤脂香，早暮遞進”。由上可見男子敷粉簪花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漢朝時期就盛行了。

7.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鬧東京的概括

《水滸傳》第七十二回：柴進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鬧東京

宋江和柴進假扮成閑涼官，與戴宗、李逵、燕青一起來到李師師家，給了銀錢，命李師師與他們一起飲酒，過程中惹了李逵不滿，而怒罵。宋江想讓李師師上奏給皇上，但李師師沒能領會。正好在此時皇上來了，宋江等三人商議要就此告一道招安赦書，未商量妥，李逵用交椅打倒楊太尉，用火燒李師師家。宋江等先自出城，吳用派人接了。李逵、燕青還在城內。

擴展資料：

1、人物分析

宋江，主要人物之一，身體黑矮，有孝名，為人仗義疏財，人稱孝義黑三郎。他廣泛交結英雄豪杰，且好行方便，每每排難解紛，扶困濟危，在江湖上威信極高，被人尊為“及時雨”、“呼保義”。團結弟兄。帶領義軍打了不少勝仗。晁蓋犧牲后，被推為梁山泊寨主。接任后進一步標榜忠義，改聚義廳為忠義堂，明確提出“替天行道"的口號。在他的領導下，義軍隊伍不斷壯大，不只打擊土豪劣紳，還沖州撞府，一再粉碎朝廷軍事圍剿。取得兩贏童貫，三敗高俅的重大勝利。

但他受封建思想影響甚深，不反皇帝，對統(tǒng)治者有幻想，在關鍵時刻妥協(xié)動搖，通過私訪李師師.縱放高太尉，賄買宿元景，主動爭取招安，把義軍引向絕路。受招安后被利用去征遼和平方臘等農(nóng)民起義，梁山頭領“十去其八”.他自已被高俅一伙毒死在楚州安撫使任上。這一形象頗為復雜，他不滿濫官當?shù)赖纳鐣F(xiàn)實.同情被壓迫者。并在具體遭際中成為義軍領袖；他又恪守忠孝等封建道德，向往封妻蔭子，青史留名。這一矛盾貫串他的一生。

2、作品簡介

《水滸傳》，中國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北宋末年宋江起義為主要故事背景、類型上屬于英雄傳奇的章回體長篇小說。作者或編者一般被認為是施耐庵，現(xiàn)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羅貫中兩人中的一人，或兩人皆有。

全書通過描寫梁山好漢反抗欺壓、水泊梁山壯大和投降朝廷以及投降朝廷后鎮(zhèn)壓田虎，王慶，方臘等各路反抗宋朝政府的政治勢力，最終走向悲慘失敗的宏大故事，藝術地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宋江起義從發(fā)生、發(fā)展直至失敗的全過程，深刻揭示了起義的社會根源，滿腔熱情地歌頌了起義英雄的反抗斗爭和他們的社會理想，也具體揭示了起義失敗的內在歷史原因。